IDSC 2025丨杨帆教授：皮试滥用的弊端与β-内酰胺类药物过敏防控的系统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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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SC 2025丨杨帆教授：皮试滥用的弊端与β-内酰胺类药物过敏防控的系统性重构

感染医线发表时间：2025/7/10 9:15:58

编者按：细菌耐药形势日益严峻，多重耐药菌感染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提升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水平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学术大会（IDSC 2025）于7月3日至5日在京举行，聚焦感染性疾病诊疗创新与耐药防控策略。会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杨帆教授以“规范皮试，继续前行”为题，深入剖析了我国临床皮试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感染医线》特邀杨帆教授从循证医学角度解析皮试改革的迫切性与实施路径，为临床实践优化提供专业见解。

《感染医线》：您在会上分享了关于规范皮试的话题。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我国临床皮试操作中亟待纠正的认知或行为误区？

杨帆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开展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皮试工作，皮试实践已有二十余年历史。这导致许多医生形成了惯性思维，甚至存在一定的依赖，而忽视了循证医学依据，使皮试应用过度扩大化。这种做法并未获得国际认可，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建议对所有人群进行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皮试。因此，必须予以纠正。现有循证证据表明，对于无过敏史人群，头孢菌素皮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差，无法带来临床获益。青霉素皮试的假阳性率也很高，其方法本身也有待改进。实际上，国际通行做法是，对无过敏史者无需进行此类皮试。

《感染医线》：尽管已有规范文件指导，皮试标准在临床落地仍面临重重阻碍。您认为医护端、患者端及系统端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什么？

杨帆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对滥用皮试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不必要的皮试极大浪费了医疗资源。仅头孢菌素皮试一项，若全国医院普遍实施，年耗将达千万人次，却无实际获益。更严重的是，滥用皮试还可能误导临床决策：大量本可安全使用头孢菌素的患者因此无法使用，被迫选择抗菌作用更强或安全性更差的药物，这导致了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

推行阻力主要源于两方面：其一，在信息繁杂的背景下，尽管国家卫健委已发布专项文件，部分医院在政策传达和落实上仍显不足；其二，部分医护人员未能认识到皮试本身并不能降低过敏风险，反而担心取消皮试会引发不良事件并需担责——这实属错误认知。因此，亟需大力开展系统化宣教与培训，让广大临床工作者正确地理解“头孢菌素皮试无法降低过敏风险”这一关键概念。

《感染医线》：为进一步优化临床的皮试实践，您认为今后在技术改进、操作规范、制度完善、信息化应用等方面还需进行哪些尝试？

杨帆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当前皮试实践中存在过度依赖和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亟需系统性改进。首要任务是加强宣教与培训，向医护人员和患者清晰阐释过敏反应机制、皮试的局限性（尤其在无过敏史人群中）及其适用场景。同时，需严格甄别过敏史：患者自述过敏率（约10%）远高于真实发生率（约1%），国内误报情况可能更甚，应通过详细问诊排除因陈旧皮试阳性（如数十年前结果）等导致的假性过敏史。

在皮试策略优化方面需分步推进：

头孢菌素：应严格落实对无过敏史者取消常规皮试。
青霉素：目标是逐步缩窄皮试适应证并探索最终“去皮试”。短期内可优先取消说明书未要求皮试的品种（尤其经临床验证者）以及口服制剂的皮试；长远则需推动全面改革。必须立即废除不科学的强制要求，包括：更换药品批号即重做皮试、停药3天即重做皮试、以及长效青霉素（如苄星青霉素）每次给药前重做皮试。

皮试操作本身必须严格标准化以降低假阳性率。当前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是未遵循《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皮肤试验指导原则（2021年版）》[1]，而沿用存在缺陷的教材方法（包括注射剂量和判断标准），以及使用治疗用青霉素（如80万单位）自行分步稀释配制皮试液（易致剂量不准、产生致敏聚合物）。这导致了不可接受的假阳性率（文献报告可达97%）。关键改进措施是推广使用专用青霉素皮试试剂（虽短期内成本略增，但能有效提升准确性），并严格依据指导原则进行操作。

长远来看，这是一项涉及多层面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持续做好相关指导原则的宣传；进一步梳理并修订教材、工具书和药物说明书中有关皮试的错误或过时内容；逐步开展β-内酰胺类药物过敏风险评估和过敏“去标签”工作；开展该类药物的过敏反应流行病学调查以提供本土数据支持；并强化变态反应科建设，使其在过敏反应的精准预防、诊断、救治和推动合理用药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