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学术大会（IDSC 2025）于近日在北京举行，汇聚多学科专家共议前沿研究进展。会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巨春蓉教授围绕“复杂情况下感染的治疗”、“器官移植后肺部感染”话题展开了精彩的学术分享。《感染医线》特邀巨春蓉教授深入剖析肺移植术后早期常见耐药菌的来源（尤其是供体因素的关键作用），并重点探讨了当感染发生时，如何科学调整免疫抑制强度，以及在长期管理中如何优化免疫策略以平衡排斥反应与感染风险。

 

 

01

《感染医线》：肺部感染是移植受者术后常见的感染类型，在肺移植领域，受者术后常见的感染耐药菌有哪些？是否与供者呼吸道常见的定植菌相关？

 

巨春蓉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肺移植术后受者，在术后早期最常见的细菌感染是多重耐药菌感染，主要包括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以及大肠埃希菌等。此外，耐药球菌感染也较为常见，例如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VRE）和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嗜麦芽窄食单胞菌也是常见病原体，这类细菌通常是供体来源、经碳青霉烯类药物筛选后定植的。

 

自2015年我国建立规范的器官获取组织（OPO）后，所有实体器官移植均来源于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这些供体在捐献前通常入住ICU接受器官功能维护。期间若发生呼吸道或肺部感染，均需进行抗感染治疗以维护器官功能。因此，供体在捐献前普遍接受了广谱抗菌药物治疗。

 

广谱抗菌药物的主要弊端在于易导致病原体继发感染或定植。当供体达到理想状态进行捐献时，其体内可能已定植ICU常见的耐药菌，如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等。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后，也可能筛选出定植于气道的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移植受者接受带有这些定植菌的供肺后，由于围手术期使用了大剂量免疫抑制剂，供肺中原有的定植菌（如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等）极易转化为致病菌，导致受者发生感染，甚至重症感染。

 

因此，在肺移植受者的临床管理中，初始经验性抗菌药物选择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就是供体器官（尤其是气道）原有的病原体信息。供体来源的病原学信息是临床医生制定抗感染策略的核心考量因素之一。

 

02

《感染医线》：当移植受者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时，是否需调整免疫抑制强度以更好地控制感染？

 

巨春蓉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免疫抑制剂是一把“双刃剑”。面对感染，尤其是重症感染，我们的首要原则是调整免疫抑制强度。包括细菌、真菌和病毒感染在内，其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机体免疫功能低下。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或在短期内接受大剂量免疫抑制剂冲击治疗的患者，本身即为感染高风险人群。当感染发生时，尤其是重症感染，首要措施便是降低免疫抑制强度。这是为抗感染治疗创造有利条件的基础。若患者免疫状态极度低下，即便实施精准的抗感染治疗，也难以取得良好疗效。多年临床管理经验表明，近期使用过大剂量免疫抑制剂或免疫功能严重低下的感染者，不仅疗程延长、康复缓慢，对抗菌药物的治疗反应也较差，处理更为棘手。

 

因此，对于感染，特别是重症感染，必须同时采取两项关键措施：降低免疫抑制强度，并给予精准化的抗感染治疗方案。

 

03

《感染医线》：您前面提到“免疫抑制剂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您认为临床应如何更好地平衡维持移植物功能和预防感染？

 

巨春蓉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这一问题极具挑战性，也是移植领域医生持续探索的核心议题。免疫抑制剂对移植受者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却是一把“双刃剑”。

 

无论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还是实体器官移植，免疫抑制剂都是受者长期存活的基础用药。尤其对于实体器官移植受者，术后需终身服用以预防排斥反应。标准的三联免疫抑制维持方案（通常包括糖皮质激素如甲泼尼龙、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NI]如环孢素A/他克莫司，以及细胞周期抑制剂如吗替麦考酚酯）可有效维持移植物功能，但长期使用会导致患者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低下。

 

因此，临床移植医生在长期随访管理中，需定期监测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以确保药物维持在目标浓度区间。该浓度区间旨在平衡移植物功能良好与感染风险最低化。若药物浓度过高、免疫抑制过强，超出目标范围，则“双刃剑”效应就会偏向感染一方：一方面直接增加感染风险（如CNI类药物强力抑制免疫活性细胞），另一方面通过间接途径（如CNI或糖皮质激素引起的糖代谢严重异常、糖尿病）进一步增加感染风险。

 

我们对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极为谨慎。除浓度监测外，还需为每位患者制定个体化的目标浓度和治疗方案。当受者发生感染时，常需减少甚至暂停免疫抑制剂，但长期停用又面临排斥反应的风险。目前尚无指南明确指导感染好转后免疫抑制剂的重启时机、种类选择和剂量调整，这需要临床医生根据患者个体情况综合研判。

 

如何在感染风险与排斥风险之间取得最佳平衡，是临床医生永恒的追求和制高点。优化免疫抑制剂方案，使患者既不发生排斥反应，又能最大程度规避感染风险，是实现这一平衡的关键。唯有如此，患者才能获得良好的生活质量，并显著提高长期存活率。

 

 

巨春蓉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华医学会广东省器官移植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委

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免疫缺陷专委会主委

中华医学会广东省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肺移植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围手术期学组委员

国家卫健委中国肺移植质控中心质控委员

国家卫健委中国肺移植内科质控委员会副组长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器官移植受者健康管理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胸部疾病学会心肺移植专业委员会常委

广东省弥漫性实质性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中国医师协会广东省危重症与感染学组委员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访问学者

广东省第一批医学青年领军人才

 

来源：《感染医线》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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