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病毒感染是呼吸与感染领域的常见挑战，尤其在免疫抑制人群及季节性流行期间，其诊治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直接关系患者预后。然而，病毒检测技术的局限、抗病毒药物选择有限、治疗窗口期短暂以及分子诊断结果的临床解读等难题，长期困扰着一线临床实践。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二代测序的应用，病毒感染的诊断能力得到提升，但如何合理运用这些技术、精准解读结果并优化治疗策略，仍是临床医生面临的重要课题。

 

2026年1月9日-11日，第六届中国血液学科发展大会（CASH）在天津举行。本届大会系统总结了我国血液学领域在“十四五”期间的成果，并展望“十五五”学科发展蓝图。值此之际，《感染医线》特邀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施毅教授，围绕“病毒感染临床诊疗的现状、挑战与精准化探索”这一主题，结合其丰富的感染性疾病诊疗经验，就病毒诊断技术、治疗策略与临床决策平衡等关键问题分享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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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医线》：结合一线经验，您认为当前临床医生在病毒感染诊断或治疗决策中最容易遇到，也最需要重视的问题有哪些？

 

施毅教授：当前临床医生在病毒感染诊疗中主要面临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是对病毒感染的临床认知不足。过去由于病毒检测技术有限，临床遇到感染性疾病时，更多关注细菌感染，因为后者更为常见，导致对病毒感染的重视和理解不够充分。

 

其次是传统检测方法的局限性。病毒培养非常困难；血清学检测需要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抗体滴度显著升高才能判定，无法用于急性期诊断；抗原检测则存在试剂盒缺乏、敏感性不高等问题。过去尽管知道病毒感染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要致病原，但由于检测困难，临床认知一直受限。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特别是二代测序的应用，大家对病毒感染的认知有所提高。因此，临床医生需要关注并认识到，分子生物学检测是帮助我们诊断病毒感染的重要手段。当临床怀疑病毒感染不能排除时，应充分运用这些检测技术。

 

第三个突出问题是如何解读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由于这类方法非常敏感，检测出病毒核酸不一定代表其为致病原。因此，必须学会分析和解读检测结果，一定要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其他相关实验室检查，综合判断是否为重症感染。

 

02

《感染医线》：针对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等高发病毒及新发突发病毒感染，当前主流的抗病毒治疗策略存在哪些局限性？

 

施毅教授：与细菌感染相比，病毒感染治疗的另一大困难在于可用抗病毒药物非常有限。虽然细菌耐药问题严重，但新抗菌药物仍在不断研发；而抗病毒药物种类少，目前针对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有特异性治疗药物的主要只有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例如，流感有奥司他韦及新上市的玛巴洛沙韦等，新冠也有相应药物。但除此之外，对于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偏肺病毒等其他常见呼吸道病毒，尚无非常有效的特效治疗药物，可用手段非常有限。

 

其次，抗病毒治疗与抗菌治疗不同。抗菌药物即使使用较晚，通常仍有一定效果；而抗病毒药物的疗效往往与用药时机密切相关，最佳治疗窗口期常在病毒复制早期。例如流感，在感染后48小时内用药效果显著，超过48小时效果就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而早期治疗恰恰存在困难，因为往往无法立即获得病原学依据。因此，临床医生必须掌握正确的经验性治疗原则，明确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启动经验性抗病毒治疗。

 

以流感为例，在流行季节，患者出现典型的流感样临床表现时，即使尚无病原学证据，在重症或高危患者，也可启动经验性治疗。这种情况下，治疗的有效命中率可接近80%。早期经验性用药才能保证疗效。因此，如何正确开展经验性治疗，既不滥用抗病毒药物，又能把握治疗时机，是临床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对于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目前缺乏特效抗病毒药物的感染，关键在于早期诊断。对于重症或高危患者，一旦早期诊断确立，应基于此及时启动有效的对症支持治疗，这是防止病情进展为重症、提高治疗成功率的关键策略。确诊后主要通过对症支持治疗，目标是防止病情进展为重症，从而提高治疗成功率。当然，我们也期待未来能研发出针对这些病毒的新型药物。

 

03

《感染医线》：随着分子诊断与基因组测序等技术的应用，病毒感染的诊断能力显著提升。您如何看待这些新技术在临床中的实际价值，以及其在规范化应用中仍面临的挑战？

 

施毅教授：与其他病原诊断不同，病毒感染的首要实验室诊断方法就是分子生物学检测，这是目前最有效的诊断手段。其次才是抗原检测、培养和血清学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有其显著优点，即敏感性极高，但缺点也源于此——过度敏感可能导致假阳性，检测出病毒核酸不一定代表活动性感染。因此，临床必须学会合理应用这项技术。

 

此外，像二代测序这样的技术费用较高，且多为自费项目，因此如何选择适宜的人群进行检测尤为重要。并非所有怀疑病毒感染的患者都必须进行分子检测，许多轻症病例通过临床经验判断和治疗即可。我们主张二代测序应主要用于疑难危重病例及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的早期诊断，而非泛化使用。

 

第二点在于，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并不只有二代测序。许多病毒感染通过特异性PCR方法即可诊断，例如新冠和流感，通过咽拭子PCR检测即可明确，成本仅为几十元，远低于二代测序。这要求临床医生提升判断能力，能够根据临床情况选择最恰当的检测方法，而非一味追求高端技术。

 

第三，必须学会正确解读二代测序结果。由于其敏感性高，当序列数较低时，可能不代表活动性感染；序列数较高时，代表检测可靠性高，病毒载量可能较大，结合临床更易判断。难点在于当检测结果序列数处于不高不低的“灰色地带”时，可能源于污染或定植，此时必须紧密结合临床进行综合判断。例如，血常规支持病毒感染、临床表现符合、PCT不高而CRP升高等辅助证据，可帮助确认二代测序结果的临床意义。反之，若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显著升高，即便二代测序提示某病毒阳性，也需考虑是否已继发细菌感染，或处于病毒感染恢复期。因此，正确解读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是实现其临床价值的关键。

 

04

《感染医线》：在抗病毒治疗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您认为如何在疗效、耐药风险与安全性之间取得平衡，实现更加精准的个体化治疗？

 

施毅教授：实现平衡与个体化治疗，首要在于合理选择治疗人群与时机。并非所有患者都需要抗病毒治疗，因为所有药物均有潜在不良反应。应选择适宜的患者，并在最佳时间窗内早期、充分应用抗病毒药物；而对于没有特效药物的病毒感染，则应避免滥用。临床上确实存在明明是新冠病毒感染却误用抗流感药物的情况，这完全无效。还有一些病毒感染本身尚无有效药物，若未明确诊断就盲目使用抗流感药物，亦属不当。因此，必须学会正确选择，才能确保疗效并尽量减少不良反应。

 

其次，对于特殊人群需格外谨慎，如伴有基础疾病、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以及孕妇、老人、儿童等。用药前必须充分了解药物特点，预判可能对这类人群产生的不良反应，并在用药过程中密切观察，才能在安全的前提下追求疗效。

 

当然，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还需要综合考虑治疗的经济性因素，使治疗方案在疗效、安全性与可及性之间达到合理平衡。

 

施毅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

美国胸科医师学会资深会员

中国医药教育学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药教育学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会长兼感染学组组长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副主编

 

来源：《感染医线》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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