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生儿败血症是全球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多重耐药菌的定植往往先于感染发生。在社区耐药菌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母亲是否将耐药菌传递给新生儿？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环境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在2026年欧洲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会全球大会（ESCMID Global）上，当地时间4月18日下午，在主题为“儿科人群中的抗菌药物耐药性：从动态获得到预测模型”（AMR in paediatric populations: from dynamic acquisition to predictive models）的1小时口头报告环节中，一项题为“住院新生儿中多重耐药细菌和真菌的定植与传播动态”（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l and fungal colonisation and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hospitalised neonates）的研究公布了最新成果。本刊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曹清教授进行点评。

 

研究简介

 

研究背景

 

新生儿败血症是全球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低收入国家，革兰氏阴性菌（GNB）是败血症的主要病原体，且通常具有多重耐药性。此外，抗真菌耐药的有害念珠菌属感染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中的报道也日益增多。细菌和真菌的定植通常先于新生儿败血症发生，但定植与感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识别导致新生儿定植和感染的风险因素及传播动态。

 

研究方法

 

研究在越南一家三级医院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了69对母婴。在分娩时，对新生儿和母亲的阴道直肠拭子进行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和真菌的筛查。在住院期间，定期采集新生儿的皮肤和直肠拭子，并在显色培养基上培养，以鉴定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和真菌。对分离株进行自动化鉴定和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

 

研究结果

 

在母亲中，74%（51/69）携带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革兰氏阴性菌，12%（8/69）携带碳青霉烯耐药的革兰氏阴性菌，29%（20/69）携带真菌。

 

在新生儿中，总体78%（54/69）携带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革兰氏阴性菌；出生时为0%（0/54），至第3天时达到52%（28/54）。总体29%（20/69）携带碳青霉烯耐药的革兰氏阴性菌；出生时为0%（0/20），至第3天时达到35%（7/20）。真菌定植发生率为62%（43/69）；出生时为7%（3/43），至第3天时达到44%（19/43）。从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水槽中每周均分离出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10/10）。

 

在新生儿中，6%（4/69）发生培养阳性败血症；其中3例在感染前已定植同种菌株。1例记录了与新生儿同种菌株的母亲定植。13%的新生儿（9/69）发生培养阴性败血症；其中8例定植了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或真菌。

 

研究结论

 

母亲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革兰氏阴性菌定植负担高，提示社区携带率较高；而新生儿在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室72小时内即有高比例定植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或真菌。母婴间碳青霉烯耐药的革兰氏阴性菌和真菌定植率的差异表明，医院内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结合物种鉴定、药敏数据及基因组分析，进一步研究母亲、新生儿及环境定植之间的关联性。这些结果强调了制定改进策略以减少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中院内病原体获得的重要性。

 

专家点评

 

曹清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这项在ESCMID GLOBAL 2026大会上展示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内多重耐药菌（MDRO）和真菌的传播提供了关键数据。

 

这是一项在越南一家三级医院进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了69对母婴。研究系统性地追踪了从母亲（产时）到新生儿（住院期间）的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MDR-GNB）和真菌的定植动态，并关联了后续的感染事件。

 

主要发现与临床解读：

 

1. 母亲是社区耐药菌的重要储库：高达74% 的母亲产时携带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的革兰氏阴性菌。这强烈提示，在类似的中低收入国家（LMIC）地区，社区环境中ESBL菌株的携带率极高，新生儿在出生时即暴露于高风险环境。

 

2. NICU是院内传播的关键场所：虽然新生儿出生时未检出碳青霉烯耐药（CR）菌和真菌，但在入住NICU 72小时内，分别有35% 和44% 的新生儿发生了定植。这与母亲较低的CR菌（12%）和真菌（29%）定植率形成鲜明对比，强烈指向医院内（尤其是NICU环境）的交叉传播。

 

3. 环境源头证据确凿：研究每周均从NICU水槽中分离出MDR-GNB（10/10），这为“环境-医护人员-新生儿”的传播链提供了直接证据，凸显了NICU环境清洁与消毒的严峻挑战。

 

4. 定植先于感染：在发生培养阳性败血症的4例新生儿中，有3例在感染前已定植同种细菌。这再次验证了“定植是感染的前奏”这一经典理论，强调了主动监测定植状态对于预测和预防感染的价值。

 

研究的临床意义与行动启示

 

1. 升级围产期筛查策略：对于来自社区耐药菌高负担地区的产妇，考虑将产时直肠/阴道拭子筛查ESBL及CR菌纳入常规，以便对高风险新生儿进行早期识别和隔离防护。

 

2. 强化NICU感染控制：

 

• 环境管控：应特别关注水槽、水龙头等潮湿环境，将其作为高频、高强度清洁消毒的重点。考虑对水源性病原体进行定期监测。

 

• 阻断传播：严格执行接触隔离、手卫生和环境清洁，尤其是在新生儿生命最初72小时的“定植窗口期”。

 

3. 从“治疗感染”转向“预防定植”：该研究支持将感染控制的关口前移。对已定植MDR-GNB或真菌的新生儿，即便无症状，也应视为感染高危人群，加强临床监测，并审慎评估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的必要性。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 样本量较小（69对母婴），且为单中心研究，外推需谨慎。

 

• 未提供分子流行病学数据（如全基因组测序），无法精确绘制母婴间、新生儿间及环境-新生儿间的克隆传播图谱。这是未来研究的关键。

 

• 未能详细分析导致定植的具体操作风险因素（如中心静脉导管、呼吸机使用天数等）。

 

总体上，这项研究描绘了MDR病原体从社区（经母亲）传入医院，并在NICU环境中快速传播的动态图景。它警示我们，在社区耐药菌负担高的地区，NICU的感染防控必须同时关注“外防输入”（母亲来源）和“内防扩散”（环境与交叉传播）。临床医生应借此重新评估本科室的感染控制措施，特别是对入院早期新生儿的主动监测和环境管理策略。其发现对于全球，特别是耐药形势严峻地区的NICU感染防控具有即时、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R. Kelleghan et al. 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l and fungal colonisation and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hospitalised neonates. O0148. ESCMID Global 2026.

 

曹清 教授

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大内科主任、感染科主任、儿内科教研室主任、儿科规培基地主任、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儿科转化医学研究所感染研究室副主任。

担任上海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学会儿科学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儿科委员会秘书；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感染学会委员；上海市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和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中华儿科杂志》和《Pediatrics & Neonatology》等审稿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病原与宿主免疫机制、脓毒症发病机制、基因药物基因组学及血药浓度监测的脓毒症抗感染治疗、细菌素对脓毒症肠道内源性感染及细菌易位的机制、儿童粪菌移植临床应用、特殊人群预防接种评估等。

 

来源：《感染医线》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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