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4月17日至21日，第36届欧洲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会全球大会（ESCMID Global 2026）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作为全球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病领域的权威学术盛会，大会汇聚海内外顶尖学者，共话前沿研究与临床转化。呼吸道病毒感染防控中，个体传染性精准评估是优化隔离管理、院感防控等策略的核心关键。本刊特邀英国莱斯特大学Daniel Pan博士，围绕呼吸道病毒传染性评估的检测技术、研究瓶颈与落地应用等议题展开深度访谈，分享前沿探索与实践思路，以期为临床诊疗与公共卫生防控提供专业参考。

 

01

《感染医线》：您带来的主题聚焦于能否开发更好的检测方法来评估呼吸道病毒感染中的个体传染性。请问目前常用的检测手段（如病毒核酸载量、抗原检测等）在评估传染性方面存在哪些主要局限？病毒培养或其它替代指标是否更有潜力？

 

Daniel Pan 博士：大家好，我是Daniel Pan医生，任职于英国莱斯特大学，是一名传染病专科医生，同时也从事相关科研工作。

 

目前临床判断个体是否具备传染性，主要依靠上呼吸道采样检测，多采用鼻咽拭子取样的方式。通过拭子样本可开展多种检测，包括检测病毒载量的qPCR检测，这类检测结果通常以循环阈值（CT值）呈现，而非基因组定量数值；此外还可进行快速抗原检测，也就是侧向流快速检测，以及病毒培养检测。但现阶段这些检测方式均存在明显局限。

 

循环阈值的数值高度依赖检测所采用的实验体系，不同实验体系下，相同CT值对应的病毒含量并不等同。例如某一套实验体系中CT值为30，和另一套体系中CT值30所代表的病毒量存在差异，这也导致检测结果缺乏通用可比性。qPCR虽能精准定量样本中的实际病毒载量，但仅能检测病毒基因组物质，无法判定是否为具备活性、可传播的活病毒。

 

快速抗原检测对CT值极低、病毒载量极高且病毒培养结果呈强阳性的人群，检测表现十分优异。但从人群研究数据及临床实际经验来看，侧向流快速检测在预判人际传播风险方面，效果并不理想。

 

病毒培养虽被公认为评估传染性的“金”标准，可检出具有细胞病变效应的活性病毒，但目前全球多数医院常规实验室已不再开展该项检测。一方面病毒培养成本高昂，需要专业实验人员操作，还需高等级隔离实验室环境；另一方面，细胞病变效应往往需要三至五天才能显现，无法快速为临床医生和患者提供诊断参考。

 

综上，现有各类检测手段都存在短板。其中快速抗原检测可即时出结果，已是当下综合表现相对较好的方式，但仍会出现漏检情况。

 

正因如此，我的研究尝试跳出传统思路：现有检测效果不佳，问题或许不在于采样方式，而在于采样部位选择有误。常规鼻咽拭子仅采集鼻腔深部样本，捕获的病毒量受采样深度、拭子按压力度影响较大。而从传播逻辑来看，易感人群更易接触到感染者呼出气体中的病毒，而非鼻腔深处病毒。

 

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团队在莱斯特大学研发了一款简易采样工具，核心为可放置在口罩内部的采样条。检测时只需取出口罩内的采样条，即可定量检测附着的病毒含量。相关研究已证实，相较于同步进行的鼻咽拭子检测，口罩采样捕获的病毒载量，与家庭成员间病毒传播的关联性显著更高。

 

我的研究核心假设为：人体上呼吸道不同区域的病毒载量动态变化规律存在差异。鼻腔、口罩采集到的病毒特征各不相同，即便唾液样本，也有着独特的病毒载量变化特点。不同部位的采样检测，应适配不同的临床应用场景。鼻咽拭子更适用于疾病诊断，而口罩采样方式，则更适合用来评估个体是否具备病毒传播传染性。

 

02

《感染医线》：除了病毒载量，宿主免疫应答、病毒活性状态等可能也是反映传染性的重要指标。您认为哪些新型生物标志物或检测技术最有希望实现对个体传染性的准确评估？目前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面临哪些主要障碍？

 

Daniel Pan 博士：呼吸道病毒传播相关研究仍属于相对新兴的领域。目前业内已有大量研究聚焦呼吸道病毒的易感诱因，包括人体自身免疫水平、机体防护能力，同时也涉及公共卫生层面因素，例如与确诊病例的接触距离、是否处于呼吸道病毒高流行区域等。对于感染后进展为重症的相关危险因素，学界也已有充分认知，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基础慢病都与个体自身生理特征密切相关。

 

但针对个体为何具备病毒传染性这一核心方向，相关研究仍十分有限。即便是该领域的专业术语，也长期存在概念混用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直致力于推动规范的地方。我们一直倡导，所有传播相关研究都应采用标准化术语体系，从病毒层面、宿主个体层面、环境与人群层面，对相关概念进行清晰划分。

 

在病毒层面，若病毒具备侵染其他细胞的能力，我们将其定义为病毒传染力（infectivity）；在宿主个体层面，若感染者呼出的病毒能够造成他人感染，便定义为个体传染性（infectiousness），代表该感染者具备病毒传播能力；而传播力（transmission/transmissibility），则用来描述病毒在人与人之间扩散传播的完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受指示病例和宿主自身因素影响，还与环境通风条件、接触者的自身免疫力及易感程度息息相关。

 

简单界定三者关系：传播力侧重描述病毒人际传播的完整过程，传染性特指感染者个体的传播属性，传染力则专指病毒本身的侵染活性。规范来说，不能用传染力描述人群，也不能用传染性定义病毒。

 

将三个概念清晰区分，能帮助科研人员厘清研究边界，明确传播领域所需探索的各类研究方向。同时这也印证了我此前的观点：现阶段用于疾病诊断的鼻咽拭子检测，本身设计初衷就是确诊感染，并不适用于评估个体传染性。因此，若要精准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病毒传染性，应当选取呼吸道其他部位进行采样检测。

 

03

《感染医线》：如果能够准确评估个体的传染性，这对于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防控策略（如隔离时长、接触者追踪、院感防控等）将带来怎样的改变？您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应当优先解决哪些关键问题，以尽快惠及临床和公共卫生实践？

 

Daniel Pan 博士：我认为个体传染性评估属于传播科学中的新兴研究方向，具备清晰的科学研究价值与重大公共卫生意义，需要多领域科研人员协同攻关，同时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若能研发出可精准判定个体传染性的专用检测技术，将带来多维度深远影响。从临床层面来看，患者入院后，临床医生可借助这项检测明确其传染性消退的时间；患者佩戴专用采样口罩后，一旦口罩病毒检测结果转为阴性，便可及时转出隔离病房。同时这类检测也可应用于医护人员，相较于普通防护口罩，具备传染性监测功能的防护口罩，能够实时提示医务人员自身是否存在病毒传播风险。

 

我们团队的研究也证实，多数呼吸道病毒感染者在具备传染性时，自身往往毫无察觉，且传染性峰值多出现在症状出现之前，个人无法自主判断传播风险。而智能采样口罩可实现自主监测，能帮助人群在传播风险最高的阶段主动做好隔离防护。

 

从公共卫生角度而言，倘若未来再次面临呼吸道病毒大流行，依托快速、精准的传染性检测手段，可快速甄别高传播风险人员并及时隔离，有望阻止局部暴发进一步演变为大范围疫情或全球大流行。

 

在数学建模与工程研究领域，现有室内病毒传播常采用Wells-Riley模型，模型中引入传染量Quanta概念，特指具备传染性的个体向外排放的活性病毒总量。目前这类模型大多依靠鼻咽拭子所检测的病毒载量推算传染量，涉及变量繁多、计算流程复杂，模拟结果往往达不到理想准确度。或许我们可以尝试采用新型采样方式来测算传染量，以此优化传播模型。通过模拟人体呼吸道不同区域的病毒载量动态变化，还能在人群层面更精准推演疫情暴发规律；结合各类模拟数据及其对基本再生数R0的影响，进而制定更科学有效的疫情阻断方案。

 

除此之外，这项技术还可作为传染性替代标志物，广泛应用于各类科研研究。当前疫苗临床试验主要以免疫原性、病死率或疾病严重程度作为评价指标，很少专门研究干预措施对个体传染性的影响；而开展真实人际传播研究，又需要极大的样本体量。如果拥有经过验证、可精准评估传播风险的检测工具，就能作为传染性替代标志物，应用于临床试验，直接评判疫苗或抗病毒药物是否能够有效降低人体传染性。随着以阻断传播为目标的黏膜疫苗不断研发问世，这也将成为未来呼吸道病毒研究的主流方向。

 

这类传染性替代标志物还有望应用于人类挑战研究，通过给志愿者接种安全剂量的病毒开展试验，借助相关标志物即可观测受试者的传染性变化规律。

 

总而言之，一套成熟可靠的个体传染性评估检测技术，除了赋能临床院感防控外，在公共卫生防控、传播模型构建、疫苗与抗病毒药物研发等科研领域，同样具备巨大的应用潜力与科学价值。

 

来源：《感染医线》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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